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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勋初、莫砺锋问学指导语录

李天保 葸琼 整理 程门问学 2021-06-12

整理者按:

上周,我们推出了周勋初先生对近三百年学人的品评,均选自《师门问学录》一书。《师门问学录》作为周勋初、莫砺锋两位先生和余历雄的谈话指导记录,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,不但包含着他们对文史类博士生培养的心得,而且其中很多谈话语录,就是直接指导学生怎样读书、研究和撰写论文。今择其要者,整理如下。


周勋初、莫砺锋二位先生在交谈



做学问必须注重文献,有了可靠的文献,学问才会做得扎实。(P21-22,周)

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,目录学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。在不同的时代,同一种文献被目录学家著录在不同的类别,这就是学术观念的演变。甚至在同一时期,不同的目录学家对同一种文献也有不同的著录情况。我们作学术研究,必须对这些问题有准确的判断,如果判断不正确,结论也就可能会有问题了。(P40,周)

有些研究者喜欢在老问题里打转,或使用一些其名其妙的“新名词”、“新理论”来解释,这样实际上都无助于解决问题。有些研究者只有文学方面的知识,他们对相关课题的思想史背景、文化史背景或政治方面的背景所知甚少,甚至一无所知,这样的状况恐怕是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的。自古至今,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已是汗牛充栋,如果你想拥有一席立足之地,那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下功夫,打通文史领域,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。(P218,周)


我们读书做学问,需要有多方面的“知识背景”之学问,更要能够有一种从“知识背景”中“跳出来”的智慧。学术有专攻,少说外行话。朱熹说:“寸铁杀人。”我们撰写论文不要随意乱舞十八般兵器,要能做好自己专业的功夫也不容易,如果处理的是专业交叉的课题,更需要有学术专攻的能力。我撰写《朱熹文学研究》一书时,很多宋元哲学的问题我都不去讨论,因为搞哲学的人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,例如北京大学陈来教授,著有《朱熹哲学研究》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等专著,我没有办法超越他们,但是我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“知识背景”来看待。(P81,莫)


我们必须大量地阅读材料,撰写论文时却可能有一大部分派不上用场,但不读这些材料则没办法撰写论文。这就是准备功夫。读过材料之后才能判别真伪,这与不读材料之人的差别就在于此。那些没法用或用不上的材料,或是与论文选题太不相干了。读书,“博”之后要能“约”,不能“流荡不返”。撰写博士论文,纲目章节之间应该要有整体的、宏观的思考,这与撰写单篇论文的情况不一样。即使是十余篇或数十篇的单篇论文,也只能凑合成一册论文集,而无法成为一本自成体系的博士学位论文。(P85,莫)


撰写论文之前确实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,但不是将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,而是取决于这些材料能否解决问题。现在有些青年学者撰写论文的缺点是“尽写所知”,拖泥带水,节外生枝。我们撰写论文要能够精简利落,一气呵成,还要讲究文章的“气势”,给读者的思维带来“刺激”,豁然通解。(P145,周)


我们阅读笔记史料或笔记小说,要能够辨别材料的真伪。因为这些材料大多是独立的、一条一条的,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,缺乏上下文或前后文的章法,很多时候较难对它进行准确的考证。我们撰写论文将它引作例证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。古籍原典与今人著作要同时阅读,两者不可偏废。……而且要带有“问题意识”,同时思考整个学位论文的写作计划。文章没有一定的写法,是要依照具体的论文选题而定。(P80,莫)


当你阅读研究论著时,注意他们引用的文献材料,史料的取舍将会影响论文的结论。(P78,周)


我们撰写论文引用古籍时,需要重视版本依据,切忌擅自改动原书的文字。(P166,周)


关于材料的出处方面,还需要注意另一种情况:当我们阅读王国维、陈寅恪等名家的论文时,不能直接从他们的论文中摘引他们的“引文”。他们有时候只是断取,或概括大意,甚至是部分改写,并非原书的文字。在他们的那个时代,还承清人遗风,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严格的学术规范,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理解的。胡适、傅斯年等人已接受了西方学界的学术规范,与我们今天的情况较为相近。以前,我在撰写《中国文学批评小史》时,起初就从陈寅恪的论文中直接摘引张籍写给韩愈的书信,后来核对原文,才发现陈寅恪的论文中是讲张籍写给韩愈的两封信(《上韩昌黎书》《上韩昌黎第二书》)合成了一段文字来论述。幸好我能及时发现,及时改正,要不然险些就出洋相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。(P150-151,周)


撰写论文引用前人观点时,要注意两点:(1)要引用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者之成果;(2)要引用首出的单篇论文,不要转引后出的书。……后出的书只应作为论点的补充说明。(P76,周)


我们研究唐人笔记小说必须尽量避免两种毛病:(1)中国传统观念中对“小说”的偏见;(2)以欧美的文学观念诠释“中国小说”。(P28,周)

中国人研究“中国学问”,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研究模式,也不能只是将“中国学问”作为“西方式研究”的一种取证。譬如,戏曲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,它的起源甚早,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它却属于一种后起的文体,处在“次要”的位置。有些研究者从西方文论的角度立论,认为中国戏曲比不上西方戏曲,中国文学落后于西方文学。他们对中国小说的研究态度也是如此。至于中国文学史上起源较早的文体,抑或是西方文学中所没有的文体,如赋等,他们也就认为并不重要,不值得讨论。这种逻辑哪能算是学术研究?(P223,周)

我们阅读古代典籍,撰写论文,不能光是埋头苦读,还要懂得使用专业工具书,提高治学的效率。(P55,周)

撰写文章时要特别注意:著述立论必须严谨有物,不能妄发空泛浮夸之言。(P28,周)

撰写论文必须视野开阔,思想活跃。(P46,周)

撰写论文必须懂得“取”与“舍”。(P85,周)

20世纪70年代后期、80年代初期,有些人开始默默地撰写考证性的论文,有的写得很好,80年代之后考证之风更盛,有的文章写得零零碎碎,解决的问题不大。从现在看来,撰写论文一定要能够进行考证,辨明事实,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不能只是人云亦云,特别人说过的话重说一遍,既没有发现问题,也没有解决问题,因此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停留在考证上,总要在辨明事实的基础上说明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才行。(P57,周)

>摘自《师门问学录》(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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